这天，我正在公安厅上班，突然间，传达室打电话给我，说有客会。我没有问来客是谁，放下话筒，就往大门口迎接。我边走出办公楼边想：这会是谁呢？肯定不是公安系统的，肯定不是本市的，也肯定不是我的同学和过去的同事，因为只要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进公安厅，都不会被挡在传达室。来客可能是农民。不是洞庭湖畔的农民，就是刘少奇主席故乡的农民，一般来讲，只有这两处的农民来找我，前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与那里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后者是我曾经任职，受过磨难，得到锻炼的地方，我与那里有着难以抛却的友情。这年代，尽管农民致富了，但在城里人眼里，尤其在有钱有势的人眼里，并不像有些电视剧和小品中表演的那样受欢迎。而我，虽然早已是城里人，虽然在这样显赫的机关工作，但由于我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不可改变的农民的血液。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农民种的稻、植的棉经过加工改造而成，所以，农民在我这里受到欢迎。我估计的不错，来客果真是位农民。他是我儿时的条胯朋友，现在村上当治保主任的邬海贵。我俩同年同月生，一起放牛，一起捕鱼，就连屙泡尿，我俩都要一起喊：金屙尿，银屙尿，不屙尿的烂卵包。儿时结下的这份友谊，经几十年风霜雨雪，仍无丝毫改变。我兄弟三人出门在外，家中老父老母，平时多亏他悉心照管。当然，他找我解决一些诸如农药、化肥之类的困难。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高兴。中餐，我请海贵到公安厅对面的燕山酒家喝酒。三杯酒下肚，海贵对我说：这次来，是受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委托，麻烦你解决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你是吃家乡的米粮，食家乡的鱼虾长大的。家乡人都说你没有忘本。我笑着给他斟酒：有事你就直说，不用转弯抹角。海贵要我给村上筹几十万元钱。我们处在汉寿县西北最边远的一角，与常德县的洞阳观村隔一条几十米宽的小河，西行常德30里，东进汉寿30里，为了方便两岸人的来往，城乡经济搞活，两个村联手在小河上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桥建了一半，包工头说钱用完了，要两个村上再拿五十万元。临尾，海贵睁大被酒灌得通红的眼睛对我说：你要把这事办好了，你父亲入党就不成问题了。我笑，我又给他斟酒。海贵可能见我没有作出明显反应，又加重语气告诉我：前不久，你父亲到县委找县委左书记，递上他的第100份入党申请书，要求县委在他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能给村上筹足这五十万元钱，又为你父亲入党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你想想，到那时，村党支部能不举手通过？乡党委能不批准？县委左书记能不重视？我与海贵碰杯。我说：海贵呀海贵！你是个一根敢鱼肠子通到底的人，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他答：市场经济交换原则嘛！你帮了村上，村上自然应该帮你。像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你父亲没入党。这明摆着的忙村上当然要帮。
我送走了海贵。我对海贵讲的我父亲要入党的事，根本没放在心上。我以为那是海贵喝多了酒讲的酒话。我的父亲已有十多年不提入党的事了，跨过年整满八十岁，他既不是爱国将领，又不是国际名人，他还要入党干什么呢？
不久，乡党委书记罗玉环到公安厅找我，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我请他到长城宾馆喝酒。他喝了酒，也像海贵一样对我说了父亲到县城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在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以为那也是讲酒话。因为他来到公安厅找我，是他亲戚的亲戚的一个侄儿从长沙偷了一辆摩托车骑回汉寿，途经宁乡时，被宁乡县公路派出所民警发现，连车带人一齐扣压。他请我出面疏通疏通，只要能放人回家，愿罚几千块钱。现在的人，求你帮忙时，想尽千方百计提出交换条件。我把罗玉环也看成了这种人。至于他说的我父亲向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我根本没往心里放。父亲要入党是他从18岁到55岁之间的事。自他55岁那年我妹妹被迫害致死以后，我再也没听他讲过要入党。这明明是罗玉环为了调动我替他帮忙的积极性。我暗自好笑：过去连乖巧话都不会讲的老同学，如今也变得俗气了。
没过多久，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晓江到公安厅找我，他是我当中学民办教师时的同事，挚友，我请他到华天大酒店喝酒。他喝了酒，也像邬海贵、罗玉环一样，对我提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在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我听了，像前两次一样，也以为是酒后讲酒话。因为刘主任来找我，是他乘坐的蓝鸟途径宁乡路段时违章，交通警察要处以罚款，司机不服，你推我扭，事情闹大，蓝鸟被扣压。他请我给宁乡交警打个招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放车。我清醒，我没有醉。我想几十年的老朋友，帮忙就帮忙，何必提这样的交换条件。唉！什么都商品化了。对刘主任讲我父亲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照样没放在心上。我的父亲苦苦追求入党追求了几十年，五十五岁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申请入党的事。如今真是这样，父亲肯定不会瞒我，县委左书记与我有着近二十年的特殊交往，他也会及时向我通报。我暗暗打定主意：以后家乡谁来求我帮忙，谁要再以父亲入党为交换条件，我就拒绝帮忙。
真奇怪，此后凡家乡来求我帮忙的人，谁也没向我提过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倒是不求我帮忙的家乡人，见了面就要讲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而且说法不一。有的说：我父亲在县委左书记办公室坐了三天三夜，不批准他入党，他就不回家。有的说：我父亲当着县委左书记的面撞墙，表示他坚决要入党的决心。有的说：我父亲给县委左书记送了一个装有一万元钱的大红包，要求批准他入党。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谱。我当然不相信，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的父亲是个善良本分的长者。知父莫过于子。我的父亲不会做出那等事。真有这样的事，县委左书记还会不给我打电话，不给我写信？这事全是那些无聊的人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出来的。接下来，当家乡人再向我提起父亲要求入党的事时，我就明显地表示反感。渐渐地，家乡人见面，再也没有谁向我提这事了。再接下来，我到外地出差、办案，从北国齐齐哈尔，到南国深圳，从十里洋场上海，到老革命根据地麻城，四处听到人们讲叙这样一个故事：
洞庭湖畔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农，找到县委书记，递交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问老农：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入党？老农回答：共产党伟大。打败了小日本，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这些年，苏联、南斯拉夫和东欧那么多国家发生动荡变化，执政的共产党都倒台了。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这些年，国内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党的领导干部搞腐败，搞不正之风，共产党照样稳如泰山。跟共产党走没有错。
人们说的洞庭湖畔，是不是指我的家乡？人们说的那个耄耋老农，是不是指我的父亲？面对如此强大的冲击波，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县委左书记的电话。我问究竟有没有我父亲向他递交入党申请书这回事。左书记的回答很干脆、很肯定。我以为听错了。我重复问了一遍。左书记的回答一字不改。顿时，我心里涌起难言的滋味。是自豪？还是羞惭？是高兴？还是痛苦？都是，都不是。我缓缓放下话筒，泪水滑出了眼眶。父亲啊父亲！你原来时刻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仍一如既往，痴心不改。我真不敢相信。
我回家对妻子和儿子说了父亲向县委左书记申请入党的事。妻子大为惊讶。妻子与我结婚以来，从没听父亲讲过要入党。至于妻子与我结婚之前，父亲苦苦追求入党的那些事，我家里的人从未向她提过，觉得那是未能实现的追求，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妻子与她的公公相处二十多年，没想到她的公公会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我通过msn，把这事告诉远在英国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的儿子，他更是不敢相信，他今年二十四岁，十七岁那年考入北京工商大学，二十二岁获准赴英国留学博士。他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有意地安排他去老渡口老家，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所以，他自以为他最了解自己的爷爷，是个善良的爷爷，是个勤劳的爷爷，是个慈祥的爷爷，决不会是个追求入党的爷爷。他读初三年级一学期时，学校出的期中作文考试题《我最了解的人》，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爷爷。全文如下：
我最了解爷爷。
爷爷是乡下的一个农民，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但是，他却用自己一双生满老茧的手，把爸爸送进了大学，当上了警察；把叔叔送进了军营，当上了工商干部。
爷爷喜欢抽烟。他一抽烟就咳嗽，却总要抽。爸爸要他别抽自卷的烟卷儿了，还给他买了带过滤嘴的香烟，可爷爷还是咳嗽。他说这是“条件反射”。天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词儿。